特朗普的回归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再度带来冲击，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也由此出现180度的转弯。在此背景下，尘埃落定的德国大选会给德美关系、美欧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在线股票杠杆，与此同时中德关系、中欧关系会否迎来利好？
日前，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上海欧洲学会、《德国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了一场聚焦德国大选与中德关系前景的德国形势研讨会。来自京沪两地的欧洲问题学者畅所欲言，从德国大选谈到中美欧大三角关系的演变。
德国仍是欧洲政治的“稳定锚”？
与会学者大多认为，此次大选过后，德国将形成联盟党与社民党组建的大联合政府，但在议会位列第二的德国选择党的角色不可小觑。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研究员说，德国这次大选两个赢家一是基民盟，另一个就是选择党。“虽然联盟党表示不会与选择党组阁，但是选择党代表非常多的选票和非常大的民意。”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认为，相比意大利和法国，德国的主流政治依然具有优势。“意大利已经极右翼执政了，法国主流政治不得不全部联合起来对抗极右翼。德国的情况好一点，还没到那一步，主流政治或许仍然是带有中间派遗迹的共识政治，而这种共识能否长期化，事关德国未来能否成为欧洲政治的一个‘稳定锚’。下届政府将给德国政治一个更好的观察期，是不是可以稳住阵脚甚至收回一些失地。”
美对欧安全承诺有被掏空的可能
尽管大概率即将担任德国总理的默茨被认为历来亲美，而且与特朗普在移民等问题上的看法不谋而合，特朗普也在基民盟赢得大选之后盛赞“对德国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德国新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之间实则矛盾重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夏立平教授认为，四大矛盾决定了德美关系的走向。
“第一大矛盾是如何实现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第二大矛盾是美国对欧盟加征关税；第三大矛盾是美国和德国对欧盟的态度和政策；第四大矛盾就是北约军费，特朗普要北约成员国将军费提高到GDP的5%。”夏立平总结说，尽管美德之间的同盟关系不会破灭，但是美德关系在特朗普2.0时期会渐行渐远，至于究竟会疏离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默茨与特朗普的沟通能力。
关于德美之间的分歧，中国社科院欧洲问题研究所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赵晨研究员也概括了四点，一是传统的经贸关系领域，尤其汽车关税方面未来会出现的争议；二是国际机制；三是价值观层面；四是战略问题。关于战略层面，他进一步谈到，欧洲在美国的战略考量中沦为次要位置。“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安全是美国优先考虑的目标，再考虑到美国削减国防预算，美国不能专注于欧洲的安全。从五角大楼的方案来看，2026年要削减500亿的国防开支，每年削减8%的国防开支，所以，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还是很有被掏空的可能。”
欧盟还要继续对华“去风险”？
朔尔茨任内，德国政府与欧盟和七国集团同步，声称对华“去风险”。德国对华“去风险”战略希望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和技术“脱钩”，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在实践中，德国因为经济现实与地缘政治目标的冲突陷入了危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教授认为，默茨在竞选中以及胜选之后已经释放出了一些更加谋求独立、增强欧盟自主的声音，对华政策上也有一些积极的和消极的反应，在中美之间更有可能采取选择性对冲的方式，比如在所谓的“印太战略”方面更加强调经济实用主义，在气候外交方面会重振工业减排技术方面的领导力。
鉴于当前形势，与会学者认为，德国新一届政府更有可能亲欧、斗美。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杨解朴研究员说，德国在欧洲的角色定位应该会向“主动的政策塑造者”迈进，表现为加强欧洲内部的建设，在防务政策上会推动欧洲防务自主，重塑防务构架。在对美关系上，商业经验丰富的默茨可能会有与特朗普相似的思维，在外交上崇尚交易的原则。但是，基于特朗普、万斯对欧洲的冷落和批评，默茨上台之后肯定会和美方在乌克兰问题、欧美贸易等方面进行合作、博弈和斗争。在对华方面，杨解朴认为，三重定位的政策不会改变，但从默茨本人的经历来看，德国新政府对华会经历一个磨合期，在磨合期之后对华政策上会相对更加务实，而对华政策的变化也取决于中美欧大三角关系的发展。
外交学院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熊炜教授说，特朗普的回归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的冲击也再次导致了欧盟出现旗帜鲜明的两条路线，也就是传统的所谓软制衡策略和调适策略的分歧变得更加明显。“以法国为代表的强势成员国会更加强势，小的弱势成员国会更加妥协，而欧洲新兴的右翼势力会更多地迎合特朗普，比如德国选择党和马斯克的互动在德国大选中掀起的波澜，这些现象严重制约了欧盟，导致其难以在对美策略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这种分歧也体现在欧盟对华立场上。熊炜认为在线股票杠杆，一条路线是对美妥协的调适策略的力量，试图渲染中国才是欧盟的敌人；另一条则是软制衡的策略力量，不排斥与中国扩大合作的潜能，这也有望巩固欧盟作为立身之本的多边主义。